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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济民和范连登分坐餐桌两侧的中间，东西相对。尚济民的旁边，左侧是孙书堂，右侧是翻译。范连登的左侧是陶砚瓦，右侧是空位。这就是西方人的风格，他们不象中国人，要一大堆人跟着陪客。他们恰恰认为只有大使一个人陪餐，才更显示对客人的重视和尊重。
晚餐开始了，仍然是两位主角在唱大戏。
尚济民说：刚才和大使先生谈话非常愉快。我们中国文化是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化体系。崇尚“道并行，不相悖”、“有容乃大”。我们一直在把西方的重要思想翻译过来，进行消化吸收。
范连登说：中国反复强调自己不当“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其实西方并不相信。对中国，西方也有各种观点。有人宣传“中国威协”，也有人说中国的思维定势是不鼓励创新，而不鼓励创新是不可能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还有人说中国人口众多，仅凭拥有巨大的生产力，就足以能够同化并统治全球。
尚济民说：我最近听到一个比喻，说草原上的狮子和野牛群，各有各的想法和活法。草原上的大部分资源由野牛群享用，但是它们受狮子的制约。狮子和野牛这两种生存方式各有道理，不同的思维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中国人的群体智慧已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字语言积累了，我们生存的选择方式与欧美人很不相同，就象草原的狮子和野牛群。当年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最近我们又重提“以人为本”，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也可以说是“群体生存智慧”。
范连登说：美国有个电影“黑客帝国”，最后男主人公是如何胜利的？就是自己主动选择被同化。也许中国不求做到最创新，不求做到最精致，只要中国不断增加经济总量，把人口维持到一个超高水平，慢慢地在西方国家后面跟着，不需要什么先进一流的科技，仅以一种已经存在的、超然的大智慧，最终也可能会统治全球。这个过程可能是五百年，也可能是一千年以后。
尚济民说：能否成为超级大国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牛顿和爱因斯坦最终都在研究神学，为什么？因为不管基督教或者佛教都是研究人类终极问题，那就是：生存的意义。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我们更应该关注自己整体生存的状态和意义。
范连登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指导理论，是从西方引进的马克思理论。中国共产党将其作为权威指导理论的做法也符合中国的文化思维习惯，况且人人平等、高度民主和自由，财富也高度共享的共产主义社会确实是一个美好社会。不过世界是发展变化的，特别是这一两百年变化更快。大家都可以看到，现在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它们的社会主义元素在不断增加，甚至比中国这个自称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多。虽然中国有许多人意识到现在的世界与马克思当年的世界已经有很大不同，需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理论，但由于至今西方和中国都没有出现能够系统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理论的权威，因此，中国共产党只能使用其领导人的一些纲领性文章甚至讲话作为指导和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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