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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自开海以来，赣商们就已经嗅到了商业危机，却又无可奈何。
赣商多是草根创业，他们广布分散天下，有种蚂蚁精神，依靠合法合规的经营，把小生意经营到极致，默默的打下一片天地。
而且赣商们做生意不像徽商、苏商那样喜欢和政治沾边，搞官商勾结，特权垄断。
赣商也不会像粤商、闽商那样对抗朝廷政令搞违法走私贸易，或者像晋商、陕商那样割据一方。
正因为赣商们小富即安的精神，虽然江右商帮非常有名，生意遍布天下，却没有出现非常有名的大商贾。
江右商帮以陈楚生为首的赣商，敏锐的觉察到，这次朝廷设置商务司，规范化市场，对他们这些赣商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从今往后，赣商们只要向朝廷缴纳商税，也可以从海贸市场中分得一杯羹，不再是任由沿海商人拿捏盘剥，做一个原材料搬运工，赚那么点辛苦钱。
陈楚生率先表示，江右商帮代表赣商积极缴纳商税，支持朝廷的决定，并呼吁其他商帮也积极响应。
以广州商帮和潮州商帮为代表的粤商也紧随其后表态，支持朝廷政策，按规缴纳商税。
粤商无论对外海贸、还是国内销售市场都非常有名，除了经营手工制品、瓷器和药材外，更是对海内外出口数以百万计的铁质器具。
像广东佛山制造的铁锅称之为“广锅”，闻名于世界。
广东佛山的冶铁技术非常发达，正德十五年（1520年），广东冶铁年产量为1800万斤，到了嘉靖十年（1531年）增至2760万斤，占全国冶铁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可以说占了大明冶铁的小半壁江山。
可惜随着天启、崇祯年间时局败坏，广东佛山的冶铁产量却急剧下降，已经大不如前，年产量降至500万斤。
因为在天启、崇祯时期，广东佛山承担了太多“答应”公务，从而严重阻碍了冶铁发展。
按大明朝规制，宫廷和官府所需用的物品﹐可以通过岁办或采办形式﹐取之于各行业的商民。
商民必须无条件上供朝廷所需物品，这叫“答应上务”或“答应公务”。
在天启、崇祯时期，广东佛山承担起大量北方备虏、剿寇所用军械。
广东佛山作为大明最大的民营冶铁集散地，上供“答应”的铁器包括铁锅﹑铁灶﹑各种军器﹑铁钉﹑铁线﹑煎盆镬等。
而铁钉行蠹(即帮办的炉户)带差沿村诈索，不该“答应”的炉户也在官吏的聚敛之列﹐强行“取办”﹐致炒铸各行鸡犬不宁。
这种贪污腐败和欺诈行为，引发了工匠们的严重不满。
天启二年，发生炒铸七行工匠罢工反抗；崇祯六年，又发生耳锅匠﹑锯柴及诸炉户的反抗事件。
而且随着大明的各种天灾人祸，漕运堵塞，朝廷财政不足，已经无力疏通漕运河道，国内市场需求下滑，没有市场就没有利润，也就没有了资本积累，佛山大量民营冶铁作坊纷纷倒闭。
粤商会表态支持朝廷设立商务司，一是因为自丁魁楚任两广总督以来，已经大部分开始实施商税了，现在朝廷出这个商务司的政令，对他们来说好像并不算坏事。
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年多以来，朝廷扩建军工作坊，还有官方安置大量的流民，急需大量的铁料，朝廷通过明华堂的商业渠道，从粤商那里采购了大量的铁锭和各种成品铁器农具，光是铁锅就买了十几万口。
朝廷这次采买过程中，一改之前的征派手法，而是通过明华堂按市场行情的合理价格采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佛山冶铁制造业，也收获了粤商们对朝廷的信誉度。
大明朝廷以往的信誉和名声实在是太臭了，比如宫廷采买参与者一般都有太监，这些人通过购物短价、恶性敲诈、强行征派等不正常手段从中牟利，让商人们苦不堪言。
朱由崧为了改善市场经营环境，早就取消了“答应”这种宫廷上供制度，商人们已经无需向宫廷上供，少了那道遭受官吏盘剥的途径。
如今粤商们不想失去朝廷和国内的大宗贸易市场，所以也表态极力支持朝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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